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人口日渐稠密，最初的聚居地的空间变得狭小，周围的环境已不能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，寻找更大范围的居住区成为第一要务。此时的人们己不必到处流徙去寻找乐土，因为经历了漫长的经验总结，对于适于人类生存的环境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，潜藏于意识深处的朦瞳概念，终于演绎成行之有效方法而行之商周之际。
目前所见最早的相地记载，当属殷墟甲骨文中的“择地”卜辞:
庚午卜，丙贞:王勿作邑在口，兹帝诺。④
壬寅卜，谷贞:我作邑?⑥
乙卯卜，争贞:王作邑?帝诺?我从，之唐。①
0贞，作大邑于唐土。②
辛卯卜，谷贞:基方作郭，其诺。③
从上面所引的甲骨卜辞中，可以看出殷商时期，至少是殷商晚期，择地选址作邑已经带有浓厚的祈命于天之意。这一时期中原地区以农耕为特点的国家已经建立，“国之大事，维祀与卜”，原始的择址第一次融入了卜笨的观念。然相关记载的空白，只能从众多的甲骨卜辞中，略见殷民对于选址的重视，至于如何判定此时的风水思想，还有很大难度。
最早见于史料记载的堪舆实践，当属公刘相幽，“笃公刘，公墓于青斯原，既庶既繁。既顺迈宣，而无永叹。险则在崛，复降在原。……笃公刘，逝彼百泉，瞻彼溥原。……笃公刘，既溥且长，既景酒冈。相其阴阳，观其流泉。其军三单。度其限原，彻田为粮。度其夕阳，幽居允荒。④”周原，位于岐山之南，地势平坦、广阔，土壤肥沃，物产丰富。“崛山顶也，上平日原，下平曰限。平者，山之不险;清者，水之不淫。”⑤所讲的便是智慧的公刘在为族人选择聚居之地时，首先观察山川地势是否适宜居住，然后采用不同的相度之法，以测山之阴阳向背，辨别水质、流向、味道。两岸的植被状况，最后确定居处、营建住房。
古公察父卜岐之时，以后高前下，作为地形选择的标准，用“土会”的方法，来辨别五种环境的植被、生物圈的状况:“一曰山林，其动物宜毛物，其植物宜皂物，其民毛而方;二曰川泽，其动物宜鳞物，其植物宜膏物，其民黑而津;三曰丘陵，其动物宜羽物，其植物宜核物，其民专而长;;四曰坟衍，其动物宜介物，淀山湖归园其植物宜英物，其民晰而膺;五曰原曝，其动物宜裸物，其植物宜丛物，其民丰肉而痹。”⑧这里所说的毛物指的是哺乳动物类，鳞物指的是鱼类，羽物指的是禽类，介物指的是龟类，裸物指的是蛙、蜻类;皂物为柞树、栗树类，膏物为桐树、漆树类，核物为桃树、李树类，英物为莽、英之类，丛物为崔苇之类的植物。上海华侨公墓不同的地理环境，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同，所表现出来的个性也大不一样，俗语所说的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便是这个道理。其所选定的这片地域，为周民一统寰宇打下了物质基础。
武王伐封之后，卜都镐京，“考卜维王，宅是镐京。维龟正之，武王成之!”既继承了其先祖卜地的传统，又掺杂了强烈的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”的天命色彩。至营洛邑时，实地考察与龟笼卜问便好似天作之合，缺一不可了。
“成王在丰，欲宅洛邑。①”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，欲以为都，故成王欲在锥修建陪都，便派召公前、去勘察地形，(如图七所示)’‘召公先相宅，作召浩②”，}进行实地考察之后，“太保朝至于洛，卜宅。蒯既得卜，‘则经营。”在勘察之后还要仰赖卜笙的结果，方能决定是否在此营建。
由于之后的卜益结果甚好，所以“周公往营成周，……‘联复子明辟。……予惟乙卯，朝至于洛师。我卜河朔黎水，我乃卜涧水东，渡水西，惟洛食;我又卜渡水东，亦惟洛食。评来以图及献卜。’③”在对周围的河流逐一考察之后，总结了营洛邑的有利条件
(见图八④)，之后在向周天子汇报时，郑重声明占卜的结果。说明当时人们进行地质勘测时，既注重实地考察，又无法科学地解释其原理所在，只能借助卜笼术数之法，将其看作是“神赐”之地。是以风水一经萌芽，便囿于时人无法科学地解释其内涵，而披上了宿命的外衣，其对于风水理论的影响至今未断。
由于这个时期对于生存的愿望尚处于居住地的选择，于葬地选择还仅仅是“厚衣之以薪，葬之中野，不封不树，……⑥”基本上实行简葬。但到春秋战国时期，中原大地烽烟四起，厚葬之风也随之兴起，对于葬地的选择也就开始重视起来。同时，这一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，成为风水理论形成的温床。《易》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己经深入人心，五行学说的推广与传播诞生了最初的风水理论框架。
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。”①华侨公墓作为万物的本源而存在，有阴阳之别，阴阳二气的调和，便生成无穷的变化，可以决定人的生死祸福。而“阴阳者，天地之道也，万物之纲纪，变化之父母，生杀之本始，神明之本府也”，②风水理论的基石形成。“混沌开辟，江山延裹。融结阴阳，磅礴宇宙。冈骨既成，源脉己透。以钟形势，以通气候。以清以浊，以奇以祸。精积光芒，呈露星宿。以孽衰微，以孕福寿。”③阴阳之气出于天造，非人力所能成，虽然已经成为风水理论的内核，但就整个框架来说，还是很单薄的，仅仅有了一个开端而已。《易》以其深奥精微而为世人所推崇，对于自然的解释又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则，特别是对山(良)、水(坎)、泽(兑)、风(粪 >,雷(震)、火(离)、天(乾)、地(坤)等自然元素都有细致的表述及代表符号，而这恰恰是风水理论的基础所在—勘察地形、地势之时，最注重的条件便是环境的山川、河流的走向，气候、生态、土壤、水质无一不在考虑之列，风水理论便沿用这八种符号作为八个基本方位④的代表。
方位、阴阳、气组合成风水理论体系的雏形，然在春秋战国“百家争鸣”的时代背景下，世人对方位、阴阳的深入研究，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理论—阴阳家、五行家便由此来，而对“气”的精微阐述，则是道家的代表之作，风水在这一时代，终未能成一家之言。因为，风水理论虽总结自远古时代，但在实践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制约，而因素本身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。最初的“相土尝水”体现了对环境地理条件的辨识，地质、水利条件是关乎人类生存与否的关键所在，所以在出现国家之后，便设立了专门的机构，用以考察境内的山川分布、地形概况，绘成地图，然后“以土宜之法相民宅，而知其利害，以阜人民”⑤。只是这样还不足以确定所选环境是否有利于建城、立郭、营室，因为山林、川泽、丘陵、坟衍、原瞩之地物种各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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